民国"拆城"运动:时新之士看城池不顺眼

2012-10-02  来源:军事前沿历史秘闻  进入论坛

 【摘要】:各地的拆城后来大半废止,只有上海,依傍着欧风美雨浸润,拆城工程从1912年7月全面动工,至1913年6月完工。北半城变成一条大马路,长八百五十丈,名为“民国路”,南半城变成另一条大马路,长八百九十丈,名为“中华路”。论者赞为:从此上海旧城内外、华界租界联为一体,奠定了上海新城市的基础。

  一百年前说的现代社会,就是工业社会。工业社会的标志是啥?大烟囱、大机器、汽车为王、马路宽敞。中国的民国元年,英国整出了人类史最辉煌的工业象征———铁台里克号(现在译为泰坦尼克号)邮船。冰山撞毁了大船,却撞不灭人们心头的工业化热情。

  民国了,共和了,中国也就现代了。满清时代的诸多忌讳,无疑都是前现代的蒙昧,早该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易帜、换制、更衣、改礼,这些都太内在,怎么才能更好地昭示这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呢?拆城呗。

  神州大地上那一座座城池,就像中世纪象征之城堡,早就令时新之士看不顺眼了。城墙囿住了城市的扩张,城壕隔绝了城市内外的连通,城门限制了汽车的行驶……这些庞然怪物,左右也挡不住洋枪洋炮的侵袭,毫无实用价值,平添商业障碍,要来何用?共和国除旧布新,此时不拆,更待何时?

  上海拆城影响最大,因为那里中外汇集,媒体众多。但最早提出拆城的却是杭州,而且是以发展旅游的名义。1912年1月19日《申报》报道,杭州“日后马路通行入城,湖山春色,亦可饱餐”,而且因为西湖边各祠庄,将改为各烈士专祠,有点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意思。这样一来,“惟以城门梗隔,游人往返不便”就变成不小的罪过了。城市要发展,人民要旅游,故此,经政事部决议,将钱塘、清波两城门一律拆去,“庶几地亩广大,嗣后添列商市,繁盛较于拱埠十倍”。垃圾清理也依据市场法则:“速招人投标所有两城垣卸去之砖石等件,以开标之日,取定价数,银多者为标准。”

  杭州还只是拆两座城门,上海城是要整个拆掉的。你放眼望去,一边是道路平整、房屋高大的租界,一边是城门低隘、房屋矮小的上海县,能不油然而兴拆城之念乎?从1900年起,就有拆城的动议,但屡屡被“保城党”以县城安全为由击退。辛亥事变,多数人主张拆城的商会掌了权,商会首领李平书当上了上海民政总长。于是,在又一轮绅商上书之后,经苏、沪都督府批准,李平书明令拆除上海城垣。他在《拆除城垣启示》中说:

  “为商业一方面论,固须拆除城垣,使交通便利,即以地方风气、人民卫生两项,尤当及早拆除,以便整理划一。从前不肯赞成者,大致保卫居民起见,但此次光复之前,城中居民纷纷迁徙,而城外东、西、南三区反安堵如常,是众皆知城垣之不足保卫。”

  虽然拆城费用并不便宜,“每拆十丈,需银一百两左右”,总工价约需26万多两,而且需要拆迁大量铺户,但上海城拆迁工程还是义无反顾地动工了。

  拆城带给市民的第一项福利,便是城门夜间不再关闭———从前12点关城门,要是在城外过夜生活晚了,就只好就地歇宿了,幺二野鸡花烟间,就好“借干铺”,成就许多好事。现在城门彻夜开放,老爷少爷们没有借口夜不归宿,性工作者们一定很不满意。而拆城派于此得意洋洋。《申报》的报道题目是《保城党对之何如》(1月27日),文中说:“本邑各城门自经兴工开拆以来,晚间已不复关闭,行人出入,莫不称便,城内各店铺之做夜市者,生意骤增,尤甚欢悦”,报道还说,夜间治安,警局商会,会加派荷枪巡查者,大家放心衣锦夜行吧。

  历史的记录与书写就是这样粗枝大叶,好事传天下,坏事不出门。在拆城派的欢欣鼓舞中,拆城的进度推进相当快。城墙之下,从前不少是无主之地,有人在此搭建平房棚户,或住或租,现在拆城大军来了,“饬十铺地甲传谕,统限三天内将小东门内之平房一律拆除”。三天!那些贫苦住户来不来得及找到新的住处呢?不知道。

  不能说拆城全无阻力,当时的反对者即“保城党”也成立了诸如“城壕保护公会”之类的组织,以抵制阻拦拆城之举,在苏、沪都督的干预下,抵制无效。这些公会里都有此啥人?他们为啥保护城壕?也统不见报道。

  工程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,宏伟的计划也在制订:拆城填壕后,行驶电车之路线已制订完毕,路面阔约五丈,创上海历史之最。而筹措拆城所需巨款,将城基下土地,由上海市民出价承领。

  国内即时跟进的还有风气颇新的广州。陈炯明治下,规画“新广州”来得更生猛。“西关地方,拟改作商场,现有之住家一律迁入城内”,整个广州城内修筑一条十字大马路,南北东西贯通,“路阔百二英尺”!那岂不是有30多米?现在广州无如许阔之马路,大约陈都督去职后,此计划并未彻行。

  上海的拆城运动,发生了一些事故。6月2日,尚文门左近的城墙,拆除中发生坍塌,“当场压毙小工三人,压伤二人”。同时也有人提出,老北门城根,有一座“外国坟山”,修筑马路必须翻动。如果是中国坟山,好办,限时迁葬就是,外国人就难办。由工程处上报民政长,转交涉司,去跟法国领事商议。外国人同不同意迁坟,大家都没把握。

  与此同时,《申报》的报道姿态也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,似乎不再那么坚持拆除城墙。1912年6月7日报道湖南长沙计划拆城,理由也是“修筑马路,以利交通”,但是一来军方反对,痞徒又从中挑拨事端,二来政府经济极端困窘,中央禁止各省自行借外债,大借款又破裂搁浅闹个不休,湖南还得打肿脸充胖子,向中央捐资30万两银,确实没有实力来拆城,长沙也不可能像上海那样,靠民间购买土地来筹集资金。都督谭延?只好出示安民:“照得拆城之举,现在并不实行。”颇可玩味的是《申报》的报道题目,叫做《湘都督保全名城》,隐含赞赏之意。

  各地的拆城后来大半废止,只有上海,依傍着欧风美雨浸润,拆城工程从1912年7月全面动工,至1913年6月完工。北半城变成一条大马路,长八百五十丈,名为“民国路”,南半城变成另一条大马路,长八百九十丈,名为“中华路”。论者赞为:从此上海旧城内外、华界租界联为一体,奠定了上海新城市的基础。

  如果只从商业、交通、卫生等工业化因素考虑,拆城无疑是一种正当之举。1912年,并无“物质文化遗产”一说,高厚的城墙,甚至被视为专制王朝的象征。反对者也不会从文化意义立论,只要经济条件允许,拆城势在必行。  有意思的是,早在1912年2月,路政处勘察城墙时,就已指出:平房必须拆迁,“所有造在城上之庙宇,如振武台仍拟设法保存”。因为有振武台(关帝庙),这一小段城墙保留了下来,成为“新上海的古迹”。路政处的用意何在?是为了宗教信仰?还是鼓励尚武精神?总不是为了保存古迹开发旅游吧?我挺好奇的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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