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卫员回忆叶剑英批评指挥员:关心兵才能带好兵

2012-07-02  来源:人民网  进入论坛

  我是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人,出生农家。1945年,苏联红军解放宁城以后,国共两党一直在这里进行拉锯战。1947年,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在宁城站住了脚,我被推选为村农会主席。1948年1月,我光荣地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。不久后,我们部队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15兵团。

  1949年8月,我随解放大军南下到了江西赣州。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此成立,从北京来的叶剑英同志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。叶剑英当时从北京只带来五六个警卫战士,成立分局后,领导人多了,任务重了,警卫人员也就不够了,分局决定从基层部队中挑选人员补充。经过多次筛选,我很荣幸地被挑中了。到分局报到后,被编到分局警卫排第一班。自此,我就有了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。

  叶帅是华南分局最繁忙的一位首长。那时的叶剑英,高高的个儿,略显瘦削的身材,总是显得精力充沛而又洒脱大方。我们见到他从早到晚乘着美式吉普车进进出出,有时忙得满头大汗。

  叶帅年轻时上过军校、当过教官、带过兵,他跟战士有着深厚的感情,因为他懂得,打胜仗,最重要的是依靠士兵的战斗力。所以,他不管走到哪里,首先关心的是战士。每逢我们跟随他视察,一到目的地,他就问基层指挥员:战士情绪怎么样?吃得好吗?睡得如何?伤病号多不多?如果下面的军官答不上来,他就会严肃地批评,并且教育他们:“只有关心兵,才能带好兵。”

  叶帅对我们警卫战士也是倾注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。他首先从工作上对我们进行传帮带。记得我们刚进广州时,进驻了当时最好的饭店——爱群大厦。一下子从农村进入大都市,还住进了第一流的宾馆,我们真是“大姑娘坐花轿——头一回”,面对抽水马桶、自来水什么的,大家都傻眼了。叶帅亲自手把手地教我们使用这些现代化设施,还说:“我们这些泥腿子,一定要尽快学会管理现代化大城市才行。大家要抓紧学习哟。”我们听后,脚跟一并,齐声回答:“是!谢谢首长!”

  当时的广州社情非常复杂,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处处都是,飞机不断地在头顶上飞,军管会不断接到恐吓信,甚至我们驻地的窗户都曾经被人用石头砸碎过。我们警卫战士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复杂的情况,确实有时心中没底,有些茫然。这时,叶帅亲自安排布置警卫班的人员分别守备住地各要道并经常查岗,有一次还亲自负责把守大门口,教我们官兵如何处理在乡下遇不到的各种复杂情况。

  叶帅当时住在农林上路,这里有时也遇到情况。叶帅把我们叫到一起,布置警卫工作,安排警卫战士分兵把守,说:窗户就由我来负责警卫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当时叶帅身边还保留着卡宾枪、火枪、小手枪和一把日本军刀。

  为了提高我们的全面素质,叶帅还安排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讲时事,教我们学文化。我的这点文化,就是在叶帅身边学到的。他经常到我们警卫排来看望,摸摸我们床上的被子,看看我们垫的稻草够不够。到达广州以后,他特别关心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战士,经常问我们吃不吃得习惯,水土服不服?叶帅搬到小岛办公以后,我们随他搬进来住。这里蚊子、“小咬”特别多,我们有的兵被咬得全身都是疙瘩,加之天气热,全身还长了痱子。因为广州社情复杂,叶帅晚上也经常亲自出去巡查。他穿着西装短裤,带着长管枪,有时还光着膀子,到四处转一转。他见到哨兵长衣长裤,全副武装,满头大汗,全身痱子,便说:“你们都是北方兵,晚上太热,就不必那么讲究军风纪了。赶快把上衣脱了,大盖帽也不用戴了,完成任务就行了嘛!”根据叶帅指示,后来我们警卫排对晚上站岗的着装规定进行了调整。大家都打心眼里感谢叶帅对警卫战士无微不至的关心。

  叶帅当时身兼多职,除了军方职务外,还担任广州市市委书记兼市长,所以要经常出去巡视,以了解更多情况。当时的珠江大桥已让国民党撤退时给炸了,江对面有部队驻守,来回交通只能靠老百姓划船。有一次,我们随叶帅走到珠江边,听到不远处有吵闹声,叶帅说:“那边咋回事?去看看。”我们随着叶帅走过去,只见一名部队人员正与一位船家在争吵着什么。叶帅看到后,马上把那位部队人员叫到一边。一问,才知他是驻珠江南岸某部的一位排长。叶帅问及吵架原因,排长很委屈地把情况说了:“报告首长,我是江对面守仓库部队的。因有任务急着赶回去,这位船家却不肯送我。”船家听后也很委屈地说:“他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大串话,我又听不懂他说什么,所以就争吵了起来。”叶帅一听就明白了:原来他们一个说普通话,一个说广州话,“鸡同鸭讲”,再加上那排长也没作耐心解释,这才因误会而争吵起来。于是,叶帅首先对排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,然后用广州话向船家作了说明。临行前,叶帅对排长说:“以后遇事不能急躁,对老乡态度一定要好,还要好好学说广州话才行,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!”排长满面通红,急匆匆地向叶帅敬个礼:“是!”船家这才高高兴兴地载着排长到对岸执行任务去了。

  有一次,我们跟随叶帅坐火车去湖北宜昌开会。回广州时途经长沙站。不知怎么回事,列车把我们乘坐的三列车箱给甩到一边,火车头却拉着其它车厢“突、突、突”地开走了。这一下可把我们急坏了!在这三节车厢里,分别坐有叶帅、机关干部、秘书、警卫和其他后勤人员。我们还要赶回广州执行公务啊!这时,天已经开始黑下来了,我们警卫战士马上下车做好警卫工作:500米以内,不许人靠近叶帅的车厢。因为当时刚刚解放,湖南社情相当复杂,国民党派出许多特务要暗杀叶帅。在停靠了几小时后,还没动静,马秘书只好下车到火车调度室了解情况,车站说不出具体原因。最后,还是叶帅下了车直奔调度室。当时,守在门口的警察不认识叶帅,不让他进。叶帅只好说:“我是叶剑英。”这么一说,在屋里的人马上“唰”地一下都站起来向叶帅行礼。叶帅说:“我要求把电话打到北京。”拨通电话后,叶帅拿起电话问铁道部部长:“我是601,为什么把我们的车甩到长沙不让走?”打完电话,大家簇拥着叶帅返回车厢。这一次可把马秘书给吓坏了!他一再叮嘱我们:一定要保护好叶帅!还说:“叶帅从来不放牌子的,这次只好放牌子了。”意思是把真实身份给暴露了。这一提醒,使我们更加提高了警惕性。无奈之中,又等了几个小时,眼看天也快亮了,车站这才派来一辆小火车头,把我们三节车厢拉得飞快地往广州跑。最后,我们安全地到达梅花村站。

  让我终生不忘的还有两件事。一件事是1950年华南分局机关刚搬到梅花村时,我的家乡前后来了两封信。第一封信上说:家乡政府已给我家分房、分地,我读后非常高兴。可收到第二封信时,信上的内容却大不一样了。信中说:我家所分到的房子和土地都给没收了。原因是:原来能够证明我当解放军的乡政府给打散了,过去欺压百姓的保长又掌了权,他对人吹嘘说:“米振山当兵没根据,谁知道是当国民党兵还是解放军?他分了的土地和房子还不是又得退回来?”就这样,把分到我家的土地和房子又给没收了。我一下子傻了,只得把信交给叶帅当时的马秘书看,马秘书看后马上把它交给了叶帅。叶帅一看大怒,把手中的信重重地朝桌上一拍说:“太不像话!赶快给我写信!”马秘书立即写好了证明信,叶帅亲自在上面盖上了自己的私人印章,又嘱秘书赶快把信寄送东北局。此信被转到我的家乡后,我家这才又分到了土地和房子,落实了政策。得到这个消息后,我忍不住掉下泪来:叶帅这么个大首长,竟然为我一个普通的小战士这么费心,真是胜过我们的再生父母啊!

  另外一件事也让人难以忘怀。“文革”期间,叶帅因为所谓的“二月逆流”被贬,“流放”外地,他的不少下属亲友也因此受到株连。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以后,没有忘记他的老部下。他曾多次派人了解情况,如发现有受株连的,立即督促当地予以平反纠正。他曾让他儿子选宁两次来我家看望,询问我的近况,特别问及是否因为在爸爸身边工作过而挨整。选宁还通过我,了解广东其他在叶帅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情况,说是爸爸让他一个一个地了解,如果因他爸的问题挨整,要一个一个地解决。

  虽然60年过去了,叶帅已经作古,我也成了80多岁的老人,但叶剑英同志爱国爱民、爱兵如子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格,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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