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南京大屠杀紧密相关的南京保卫战

2012-03-08  来源:北京日报  进入论坛

  南京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战役。这样的结论仅是从军事角度得出的。事实上,任何战争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续,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决策,需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。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,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,尤其是外交层面的因素。

  1937年11月中旬,日军占领上海后,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,威胁南京。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,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,做了两手准备: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,以示持久抗战;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。但是,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,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,多数将领主张放弃,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。

 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,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(若不战而退,有失体面,固守南京则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和意志),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。因为自淞沪会战后,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。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,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,而蒋介石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,又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。这样,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考虑存在矛盾,造成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摇摆不定。

 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,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,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《九国公约》来制裁日本,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。11月5日,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,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,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,但被蒋介石“严词拒绝”。11月中旬后,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,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,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,为缓兵计,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,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。与此同时,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,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。但是到了12月5日,蒋介石对“苏俄出兵已绝望”,而“德国调停似亦无望”,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。可是,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:“南京决守城抗战,图挽战局。一月以后,国际形势必大变,中国当可转危为安。”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。

  在南京保卫战进行过程中,蒋介石于12月11日晚给唐生智连发两电:“如情势不能久持时,可相机撤退,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。”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,致电唐生智等:“经此激战后,若敌不敢猛攻,则只要我城中无恙,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。当不惜任何牺牲,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,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。”他还指示:“如南京能多守一日,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。如能再守半月以上,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,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,不患敌军之合围矣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大变”,仍指苏俄出兵。可见,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。

  但是,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,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,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。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,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。12月7日,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《攻占南京要领》,指出:“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,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。此时,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(9日改为3个大队)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,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。”所谓“扫荡”,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。事实证明,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,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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